人民公社：设立与取消的历史时刻

人民公社设立和取消时间

人民公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设立与取消的时间节点，不仅标志着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变革，也反映了中国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人民公社的设立，始于1958年。这一年，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期，全国上下弥漫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热情和憧憬。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公社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应运而生。1958年7月1日，被视为人民公社正式成立的标志性日期。这一天，《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首次明确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将其描述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随后，主席在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对人民公社的名字表示了赞赏，并指出了其“一大二公”的特点，即规模大、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这一表态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人民公社的设立，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中，为了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各地开始尝试将小型的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这种合并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也适应了当时农业生产建设的需要。然而，在“大跃进”的背景下，这种合并逐渐演变成了一种不顾客观实际条件、争相推进农村集体生产组织向更高级形式过渡的群众运动。人民公社的设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成为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决策。

人民公社制度的初创时期，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色彩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其中供给制是社员收入中的主要部分。这种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也导致了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人民公社还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劳动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其军事共产主义的特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公社制度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由于过分强调“公有制”和“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在生产资料的分配、劳动力的使用以及产品的分配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共产风”的刮动下，对农民的剥夺日益严重，农村生产力受到了灾难性的破坏。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为了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中国我党开始逐步调整农村政策。1961年，主席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明确了在现阶段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然而，随着实践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人民公社制度已经不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率先实行了“包干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创新性的做法迅速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公社制度开始逐渐解体。

1982年，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要建立乡政府，标志着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开始过渡到乡镇政府的党政、政权分开。同年，中共中央《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政策的实施，为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上的支持。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各地在1984年底前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到1984年底，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已经完成了这一工作，人民公社在体制上和功能上已经名存实亡。尽管在个别地区，人民公社的名义仍然存在了一段时间，但已经无法改变其走向消亡的历史命运。

人民公社的设立与取消，是中国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重要尝试。这一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人民公社制度的设立，体现了中国我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和憧憬，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现实需求。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认识上的偏差，人民公社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终不得不走向解体。

人民公社的取消，标志着中国农村社会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同时，这一变革也为中国我党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它告诉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尊重客观规律，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才能不断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